关于《留芳记》
今日推送之《关于<留芳记>》录自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，作者为包天笑（1876－1973），初名清柱，又名公毅，字朗孙，笔名天笑等。著名报人，小说家。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。发表《且楼随笔》，《钏影楼回忆录》等。1973年在香港逝世。一生著译很多，有100多种。著有《上海春秋》、《海上蜃楼》、《包天笑小说集》等，译有《空谷兰》、《馨儿就学记》等。本文讲述了他撰写以辛亥革命为背景、以梅兰芳为主角的小说《留芳记》的创作过程。
上
包天笑旧影
在一九二〇年时期，我曾有历史小说《留芳记》之作。屈指计来，已是五十年了，此书也是未完成之作，以章回小说体，共写了二十回，有十万字，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，今则早已绝版了。我于别的译著小说并不十分着意，但于《留芳记》，却是下了一番功夫。病中无聊，偶尔追忆其事。
我在青年时代，在曾孟朴所办的《小说林》出版部，见他所写的《孽海花》，我也曾有过志愿，要想把当时的革命事迹，写成小说。也曾把秋瑾、徐锡麟的事，写成一二回，名曰《碧血幕》，当时革命尚未成功呢。因思历史小说者，不同于历史也，也不同于传记也，最好与政治、军事无关的人，用以贯串之，始见轻松俊逸。久久未得其人，而我也于这个志愿淡忘了。那年在北京，识张岱杉先生，偶谈及此事，他说：“有一个人，可以为你书中贯串一切的主人。”我问何人？他说：“是梅兰芳。这孺子一定成名，现在已经声誉满京华，士大夫争相结纳，用他来贯串，比了《孽海花》中的赛金花，显见薰莸的不同。”当日座中尚有宋春舫、钱芥尘诸君，都拊掌称善，我也觉得张岱老提出梅兰芳做我书中的核心人物，也颇为适当。就这样的三言两语，便引起我写这书的兴味来了。
梅兰芳我早就认得，他第一次到上海来，便到《时报》及各报馆拜客，又因为我友杨荫孙（北京交通银行行长）在上海张园结婚，演唱堂会戏（本来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请来的，却以北京银行界的势力，抢先演唱了一次堂会戏），也和他晤谈过，其时他是二十岁吧？那时北京到上海的名公巨卿、文人学士，捧他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。我为了写这小说，不能向壁虚造，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，多多益善。在梅兰芳一方面，我的朋友属于“梅党”的极多（梅党两字，是他们党员自称的），要征集资料，可以供过于求。但是我的写这书，志不在梅的美艺嘉誉，而很想阐发那时民国革命的史实，如今想来，不免有些志大言夸了。
我这时便想着手搜集资料了，谈何容易，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。我此次来北京，距离辛亥革命，已经有七八年了，洪宪时代也已过去，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。而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，从武昌起义，一直到清帝让位，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，没有什么大关系，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，吃馆子换一家店；糊糊涂涂睡一觉，到明天起来，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。
还记得江苏宣告独立之日，程雪楼（德全）以巡抚而易为督军的时候，我和《时报》一位同事程君，到苏州去观光一下。但见抚台衙门前只不过飘扬了一面白旗，至于老百姓，正是行所无事，各安其业，古人所谓匕鬯不惊呢。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多搜集资料，因为此地虎斗龙争，狼奔豕突，可歌可泣，可怒可惊的轶事正多，这是我们治野史的所万不能放弃的呀！
但是搜集材料，却先从何处着手呢？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访问，而我当时在北京熟识的朋友还不多，有的是在辛亥以后方到北京的；有的虽在北京而不问外事的。岱杉先生说：“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许多遗闻轶事慢慢地告诉你。”不过他也忙得很，我怎可为了我的小说材料，常去麻烦他（其时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）。而且他是现任官，到底有许多不便讲的呢。我这一次到北京，不过两星期，就要回上海，买的京沪来回票，有限期。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来，多住几天，这种征求故事的工作，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，最好是从容不迫，在饮宴中、谈笑中，无意得之，更为亲切有味。
回到上海不多久，可就有两位朋友见访，这两位朋友，可算得是梅党中的高级职员、宣传使者。这两人是谁呢？一位是赵叔雍，一位是文公达，叔雍是赵竹君的公子、公达是文芸阁的公子，叔雍任职于申报馆，公达任职于新闻报馆，为党魁支持舆论，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匀了。我的《留芳记》还未动笔，而不知如何，他们消息灵通，情报周密，新闻鼻已经嗅到了。两人都是为梅郎作说客，我是心领神会的，叔雍先来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掉了一句京戏《空城计》的戏词，笑道：“司马的大兵来得好快呀！”叔雍的话，颇为蕴藉，他说：“畹华的为人，真如出污泥而不染，你先生也赏识他，呵护他的，关于云和堂的事（云和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），大家以为不提最好，免成白圭之玷。”公达的词令，没有叔雍好，他说话有点格格不吐。这位先生，文思邃密，而边幅不修，他还是费圯怀（念慈）的女婿呢，他的夫人嫌他没有功名，不漂亮，常常把他逐出闺房之外，大有天壤王郎之感。他说：“兰芳虽是冯六爷（冯耿光）一班人捧起来的，外间那些人，妒忌他尽说些脏话，那是不可轻信的。”我说：“我知道：这次在北京，我也和兰芳见过几次面，以他的温文尔雅，我已心仪其人，决不会对他有轻佻之感。实在说，我写此小说的旨趣， 目的并不在梅兰芳，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。正要向两兄请教，以两兄的博闻广识，必有许多大好资料，光我篇幅咧。”
过不了几个月，我又到北京去了，这一次，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时日。我那时已经脱离《时报》了，无职一身轻，所以有此空闲岁月。这个时候，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时期，也是最纷乱的时期，上海的许多朋友，也纷纷北上，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，如林康侯、杨荫孙，都入银行界；邵飘萍到北京开京报馆；《申》《新》两报都有发专电的特派员在京，《申报》是秦墨哂，《新闻报》是张继斋。还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、一士昆仲；还有袁寒云也从上海回到北京来，旧友新知，更是多起来了。
这时北京新开一家旅馆，唤做东方饭店，是上海一位姓丘的来京开设的，它的地址在南城外，邻近八大胡同，正是最繁华之区，因为是上海人来开设的，不免有江南莼鲈之思，所以凡是上海来的朋友，也都喜欢住在东方饭店。我在它的三层楼上，占有小楼一角，每天三元，却包括早、午、晚三餐，且是西餐，下有公共食堂，当时的物价，比现在可便宜得多呢。那个时候，我还在《申报》写连载小说，因此白天访朋友，打游击，晚上在电灯光下，握笔疾书，每星期两次，以快邮寄去，也可以算得手忙脚乱了。
我那时想：既是书名《留芳记》，以梅兰芳为书中主要贯串人物，那好像戏剧的一开幕，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来才对。却是从何处着笔呢？我记得前读《左传》有一句道：“数典而忘其祖。”我于梅氏不如先从他的祖父梅巧玲讲起吧。原来从前清咸、同年间，曾、左、李三位忠于清朝的名臣，平定内战，又把个回光余照的爱新觉罗氏，扶了起来了。北京是人文荟萃之薮，那些所谓士大夫也者，歌舞承平，挖扬风雅，载酒看花，赋诗听曲。那时有些相公堂子，正在流行，梨园子弟，除了演艺以外，兼及侑觞延客。梅巧玲，因为他生得丰腴，北京有“胖巧玲”之称，甚而皇帝也知道，当时某诗人有句道：“天子亲呼胖巧玲”。是哪一位皇帝呢？我不知是咸丰呢，还是同治呢。这个诗人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樊云门、易哭庵这几位先生吧？
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，都中名土，传说不一，我较其最切近者记述下来。
《同光十三绝》之梅巧玲
原来四川有一位举人傅留青，少年科第，到北京来会试，带了一个仆住居在会馆里，一到北京，同乡同年的宴会无虚夕。起初认得一个名旦唤做龄官的，龄官死了，他做了一副挽联，那句子是：“生在百花先，万紫千红齐俯首；春归三月后，人间天上总销魂。”（因为这龄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，比百花生日早一天，四月初一日死的，所以有下联的第一句了。）其实这种对联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，不过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。但是文人积习，互相标榜，便称他为蜀中才子了。那傅留青正在郁郁寡欢的当儿，却遇见了梅巧玲，一见倾心，便成为美满的知己。
傅留青家里是有些钱的，此番来京，带来了一万多两银子，作为在京的费用。又为了四川距离北京遥远，即使春闱报罢，就可以在京读书，预备下一科再战。可是读书是妄想，驰逐于声色之场，倒是真的，以他的豪情慷慨，任意挥霍，不久便囊空如洗了。有一天，梅巧玲去访他，见他正和会馆里的厨子算账，厨子见有人来，噘着嘴巴走了，傅留青却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梅巧玲私问他老仆傅忠，傅忠叹口气道：“人是没有良心的，这个厨子本是我们家乡人，菜还做得可以将就。我们大爷，从前一个月里总要请十几回客，账也由他开，钱也赚得够了。现在因为钱不凑手，欠了他三个月饭钱，也不到一百两银子，就时刻来算账，不怪我们大爷要生气了。”巧玲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我想你们大爷外面还有账，不止欠厨子的钱吧！”傅忠点点头。
要知那个时候，中国的电报、邮政还没有通呢，从北京到成都，一封家书，动辄几个月，一往一来，便要半年。博留青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家乡的汇款不来，已是深入窘乡，这也瞒不过梅巧玲的。那一天，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说道：“我知道傅老爷近来钱不凑手，怎不和我商量？我手头还有几千两银子的积蓄，暂时济急，有何不可？”傅留青道：“我怎好用你唱戏辛苦得来的钱呢？”巧玲道：“除非您不屑用我们唱戏人的钱，也就罢了。”傅留青道：“好！那么先借一千两来用吧。”银子到手，豪情勃发，不到一两个月，早已阮囊羞涩，妙手空空了。俗语说：“一客不犯二主”，还是巧玲接济，他一连三次，共借了三干两银子，巧玲自己也真没有钱了。
北京是个势利之场，傅留青如果会试中式了，便有办法，偏偏又是落第。他在贫困之中，忽又害起病来，不到几天，病已不起，不等到家中寄钱来，早已身殁京师，魂归蜀道了，幸亏会馆里同乡帮忙，料理他的后事。这时梅巧玲前来吊奠，怀中取出几张纸条儿，说：“傅老爷在生之日，曾向我移挪过三千多两银子，本不要什么借券，但傅老爷定要给。不过这借券留在我处不好，今日带来在诸位老爷面前，把它销毁了。”另外还送了五百两银子，他说：“最好请同乡老爷们，把傅老爷灵柩盘回川中去。”说罢，洒泪而去。
这故事，北京人谈者很多，而且传说不一，焚券市义，大似孟尝君之所为。我记述的是听罗瘿公先生所讲的，较为详实。
下
我写这《留芳记》小说，还是用章回体的，不过我在从前写译作小说的时候，早已不用章回体了。据一般出版家方面说：如果是创作，读者还是喜欢章回体，开首有一个回目，回末还有两句下场诗，并有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的老套语，可知旧小说原是从说书人遗传下来的。旧小说开卷前有个《楔子》，《楔子》还有一首诗或词，我的《留芳记》也有《楔子》，也有诗词的，开首便是罗瘿公的一首词。其词曰：
流末从知市义难，
输他奇侠出伶官。
灵床焚券泪汎澜。
曲子当年倾禁藥，
孙枝万口说芳兰。
留将善报后人看。
调寄《浣溪纱》
这首词便是从梅巧玲说到梅兰芳了，那是我请求罗先生写的。这时他住在北京的顺德会馆，他是广东顺德人，我便常常到顺德会馆去访他，因此也认得了程艳秋，那个时候，程艳秋不过十六七岁吧。十次访瘿公，倒有九次遇见艳秋在那里，后来艳秋拜梅兰芳为师，也是罗先生介绍的。
梅兰芳之便装照
再说：我这《留芳记》，先写成了二十回（另《楔子》一回），约有十多万字。本预备写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，也可谓志大才疏，但是想：倘使要完成了出版，也不知要何年何月，就是这写成的二十回，已经研磨到两年多了，如果写成一百回，那便至少要有五十万字，而当时还流行用四号铅字排印的，势必要装钉两册，并且这时上海的小说出得虽多，读者的购买力还是微弱得很，一部书价目在一圆以上，便有些缩手了。出版家的计算，一部新书有十万字的，定价可在一圆左右，初版三干部销出，决不会亏本，再版当然有利了。
因此我这《留芳记》，写成了二十回以后，跃跃欲试地便想出版的方法了。
闭门造车，不能出而合辙，我那时就想把所写成的给诸位老朋友去观看，请他们加以指正。尤其是供给我材料的诸位先生们，当时由他们说了，及至我写出来时，却大异其趣！也有的一时传为珍闻奇事，而到了后来，方知不确，未能征实的；诸如此类甚多。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纸（那是在时报馆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），把它誊清了，成为两册。我是在上海定稿的，这一次到北京，便带了这稿本去了。
我记得那时一九二四年吧（民国十三年，岁次甲子），约在三四月，到了北京，我第一要去拜访林琴南先生。因为在三年前，我就曾造访过他，以后也常通过信，写《留芳记》的事，我也告知他，并请求他为我写一序文，他也慨然应许了。这次来，将此《留芳记》请他鉴定并索取序文了。他那时已是七十三岁，但我见他还是精神奕奕，有说有笑的。我说：“小说写得不好，请先生指教。序文慢慢儿赐下，拙稿拟在下半年印行。”谁知不到三天，他的序文，已经送到我寓所来了。我今将林先生的序文录如下：
弁言
前此十余年，包天笑译《迦茵小传》，甫得下半部，读而奇之，寻从哈葛得丛书中，觅得全文，补译成书，寓书天笑，彼此遂定交焉，然实未晤其人。前三年，天笑入都，始尽杯酒之欢，盖我辈中人也。国变后余曾著《京华碧血录》，述戊戌庚子事，自以为不详。今年天笑北来， 出所著《留芳记》见示，则详载光绪末叶，群小肇乱取亡之迹，咸有根据。中间以梅氏祖孙为发凡，盖有取于太史公之传大宛，孔云亭之成《桃花扇》也。《大宛传》贯以张骞，骞中道死，补贯以汗血马，史公之意不在大宛，在汉政之无纪，罪武帝之开边也。云亭即仿其例，叙烈皇殉国，江左偏安，竟误于马、阮，乃贯以雪苑、香君，读者以为叙述名士美人，乃不知云亭蕴几许伤心之泪，借此泄其悲。今天笑之书，正本此旨。去年，康南海至天津，与余相见康楼，再三嘱余取辛亥以后事，编为说部，余以笃老谢，今得天笑之书，余与南海之诺责卸矣。读者即以云亭视天笑可也。
甲子三月闽县林纾拜识
林先生文章茂美，史识超群，乃序中以太史公、孔云亭相比例，他的宠誉我实在太过了。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，也是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呢。他是以流丽的行楷，写在两张笺纸上，我在印行《留芳记》时，即以其墨迹冠于首页。他序文中，有“前三年，天笑人都，始尽杯酒之欢”的数语，我不能不说一说。
原来我在三年第一次访林琴翁时，谈得很好，他奖掖后辈，不遗余力，他就约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饭。我出来告诉友人们，他们说：“嗳呀！此老是极难得请客的，对你真是极大面子，万不可拂其意，而且要去得早，不能使他久待。”那个时候，还是初春天气吧，他约的是中午一点钟吃饭，我不到十二点钟，便到他家里。他的书斋中有三数宾客，大概是他的同乡，却不见主人。后来却见琴翁穿了一件长可及膝的棉袍子（这种棉袍，我们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），正在他们的厨房里，指挥厨子做菜（后来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，都会自己做菜的）。他还告诉我，这是什么菜，如何做法的，这都是我从未吃过的闽菜。其中有一只“汤煲肚”，又香、又鲜、又脆，不知如何做法，我至今还好像是芬留齿颊呢。
那天还有一事，餐未及半，有人送一信来，立候回音，琴翁离席匆匆去，旋即归座，说已了却此一件事。原来有某显者，丧其父，求琴翁撰写一墓志铭，送笔资三百元。但林翁不愿为此人谀墓，谢绝了，璧还了他的笔资。在座的一位客，问求写墓志铭的何人？他笑说：“总之我不愿给他写就是了，不必问何人。”所以我觉得林琴翁的风骨和厚道，实在当世一般贤达之上，他在我书的序文上，不是记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吗？不想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，他便逝世了。他是生于一八五二年（清咸丰二年），殁于一九二四年（民国十三年），享寿七十三岁。
我那时又把《留芳记》稿本，给在京的诸位先生看，有几位都是供给我书中资料的。如张岱杉先生，他是发起我写这部书的，但他那时正忙于做官（曾以财次升部长）；还有一位丁士源先生，是在德国留学回来当军官的，在辛亥年间，任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处长，他给我的关于辛亥史实不少，须再加以证明。北京交通银行行长杨荫孙兄，取了我的稿本去看，后来对我说：“你害了我，一夜看完，使我失眠。”我此次来京，承蒙荫兄以交通银行透支一千元的折子与我。他说：“知兄旅费不多，在京不无有些交际，可以活动一点。”及我将回上海时，他又向我说：“我查看你账，只透支了三百多元，我已给你还清了。”兹事亦殊可感也。
最后我这稿本给胡适之看过，我知道胡适之的为人，你若诚心请教他，他也诚心对付你，而且肯说实话。他看过了，便说：“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，我敢批评你五个字‘吃力不讨好’，恕我直言。”这仿彿对我兜头一瓢冷水，我正在兴高采烈时呢。但事后想想，确也是他的见到语。再一想想，人做“吃力不讨好”的事正多，写小说是其小焉者耳，因想胡适之的一生，就是“吃力不讨好”呢。那时我已回上海了，和胡适之见面，也是在上海，我就把这二十回的《留芳记》急急想出版了。
胡适旧影
关于筹划出版是一个问题，回忆到我最初译写小说，那是卖给了书店去出版， 自己一切不管。后来到了时报馆，我在报上写连载小说，如《空谷兰》《梅花落》等等，都由有正书局去出单行本。至于那些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如《苦儿流泪记》《馨儿就学记》等等，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我都不管的。此刻的《留芳记》怎么办呢？而我的发表欲却正在催迫我呢。
那个时候，我已出了《时报》，《时报》也换了新东家了，但我在《申报》上还在写连载小说（上海报纸，每日只登一篇小说，约一千宇，不属于副刊）。我想到如果把《留芳记》先在《申报》上登一登，十万言也不过三个月多光景，然后再出单行本也不迟。我便先与陈景韩商量，景韩说：“你先把稿子拿来，给我们看看，再行定夺。”我便把稿子给他了。过了数天，景韩回报我，说：“我们都看过了，《申报》不好登，因为有许多磕碰。”景韩所说的“他们”，当然有史量才、黄任之诸君在内，所谓“磕碰”两字，可作触犯解而是出于无心的，这也是新闻界的一种术语呢。我知道《申报》不便登，《新闻报》更无论了。我在《新闻报》，也曾写过连载小说，规定以一年为期，在此一年之中，汪汉溪先生访问了我三次，只不过词句之间，他认为讽刺某一人为不妥当而已。他们都是这样谨慎小心，而尊重作者，而不肯擅自改窜作家文字，却也很可感的呢。
本来把版权卖给书商，让他们去出版，自己不用费心，不是也很干脆的吗？可是我又不愿意。自己付印刷所排印，由自己出版，最大问题是关于发行一件事，而我又素性疏懒，最怕麻烦，以我所经验的想起来，决定是办不好的。
想来想去，我们这一班作家，总逃不出书商之手，我还是和商务印书馆同人去商量，如把《留芳记》交商务出版，他们必能接受。我们的意思是并不让渡版权，而只收取版税，因为我知道有几位著作家，在商务已有此例了。
未与商务接洽前，先见到陆费伯鸿，偶然谈及《留芳记》事，伯鸿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中华书局出版呢？”（伯鸿是中华书局总经理）这时中华与商务竞争甚烈，知要在商务出版，更不放你过门，我想中华书局也不弱于商务，现在欣欣向荣，各省都有分馆，既然如此，省得再与商务去哕唆了。于是与伯鸿讲起生意经来，版税收二成，就是照定价一元中，售出后我可以收到二角，三节算账。据他说：“这是特别优待，初版倘印三干部，我们也许要亏本的，希望的是再版。”这样，《留芳记》便由中华书局出版了。
初版在三个月内即销罄，再版迟至两三年，三版恐印得不多吧，总共算来，不曾能销到一万部。版税陆续送来，这些零零碎碎的钱，也零零碎碎用去。可是到了日寇侵占时期，中华书局给我一封信，说是《留芳记》被日方禁止发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故，我书也并未踏着它尾巴，为什么要咬我一口呢？以后《留芳记》也就绝版了。
（《钏影楼回忆录》）
致力于寻找和分享
梨園雜志
微信号：liyuanzazhi
新浪微博：@梨園雜志